凡是來守寧夏的朋友,大概都會對塞北廣袤雄渾的戈壁大漠、"不是江南勝似江南"的田園秀色以及民風淳樸的回鄉風情,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然而更令人嘖嘖稱誇、流連忘返,甚至感到撲朔迷離的,恐怕還要數那像"迷宮"一樣的"東方金字塔"--西夏王陵,以及它無言地訴說著的古老故事了。

翻開中華民族浩如煙海的歷史畫卷,你不難發現,幾千年的華夏文明史,是歷代各族人民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共同創造、共同描繪的,是各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集國史之大成的《二十四史》,凝重、簡潔的文字描述和記錄了先祖們可歌可泣、輝煌厚重的歷史業績,為他們鐫刻了不朽的豐碑。以党項族為主體民族的西夏國各族人民,曾為華夏曆史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然而,曾雄踞一方,在中國歷史上一度與宋、遼(金)分庭抗禮,建立政權347年(西元881-1227年)、立國近二百年的西夏王朝,先祖們卻未曾為它編修專史。也就是說,《二十四史》中沒有西夏史。朋友們可能會問:為什麼古代的史學家們不記載那個曾經威振一方的少數民族封建王朝的歷史軌跡?為什麼西夏王朝不編修自己的專史?那個特殊的中世紀王朝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狀況又如何呢?

為了使朋友們了解西夏國的歷史狀貌,我們將根據國內外史學工作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資料,簡單地作些介紹。 古老的西夏王朝因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在祖國統一的漫長過程中,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惟其如此,多年來一直受到國內外史學界的廣泛關注,從而使西夏學研究成為一門獨立的專業學科,成為語言文學學家、史學家、考古學家爭相角逐的熱門課程。如果從18世紀中葉清代學者洪亮吉(1746-1809年)、秦恩復(1760-1843年)、周春(1729-1815年)、張澍(1776-1847年)等人對西夏的研究算起,中國的西夏研究工作,成績固然不小,但也應看到,由於西夏語、西夏文字的消亡,可資憑藉的各種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十分匱乏,西夏遺址又大都嚴重殘破,漢籍記載党項和西夏曆史的文本生產力而零散,至今尚未考證到西夏人自己編著的党項民族和本國歷史的書籍等原因,使西夏學研究跋涉,他們要探索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像崖壁陡峭的高山,攀登起來十分艱難。那些難釋的凝團,猶如出現在地平線上的美麗彩虹,吸引著國內外許多學者如夸父逐日般的追逐它,而又始終難以企及。可以說,中國歷史上那個古老的民族和它所建立的西夏王朝,不僅充滿了神秘色彩,而且至今仍是個難以完全破解quot;謎"。

講到西夏研究的艱澀,不得不提西夏文物的散失和被劫掠的問題,實際上這是造成西夏之謎難以破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殖民地的武裝侵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歐洲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探險隊"、"考察隊"相繼到我國西部和北部地區進行活動。雖然他們其中有的考察隊在學術上做出了有價值的發現和貢獻,對於文化學術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抱著殖民主義的偏見,懷著侵略擴張的慾望,對這些地區的我國古代遺址和文物進行肆意破壞和野蠻掠奪。俄國考察家科茲洛夫對西夏北部軍事重鎮--哈拉浩特(黑城)的三次盜掘行動和英國人斯坦因的再次洗劫,使大量珍貴的西夏文物、史冊、典籍、文卷散失或被毀壞。據科茲洛夫記述,他第一次從哈拉浩特遺址運走的文物資料就裝滿了十郵箱,共重約170公斤;第二次發掘時,僅"蘇波爾蓋"(塔)一處,"全部出土的書冊、手稿和畫像清單尚未整理出來",但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書冊、畫卷和單頁手搞的總數當在二千卷(份)左右。科茲洛夫從哈拉浩特盜掘的書冊文獻,"除了舉世聞名的西夏文刊的寫本(多為佛經)以外,還有不少漢文、藏文、回鶻文、突厥文、敘利亞文、女真文、蒙古文等書籍和文卷;劫走的器物則有陶器、鐵器、木品、織品、雕塑品、圖畫和元鈔等等"。內容涉及西夏的政治、法律、軍事、語言文字、文學、醫卜、曆法等。尤為珍貴的是西夏人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漢合時掌中珠》一書,為後人識讀、破解奇妙的西夏文,乃至研究了解西夏曆史,提供了重要依據。在哈拉浩特遺址的大批西夏文書未被發現前,党項族的西夏文幾乎成了無人知曉的死文字,國內外學者對西夏文所知甚少,關於西夏曆史的研究也無法深入。對於國內的西夏研究工作來說,不無遺憾的是,這批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物遺存,現今大部分存放在俄國博物館、英國不列顛博物館,還有一小部分流散在印度、美國、伊朗等國的有關博物館中,致使我國的西夏研究工作因缺乏實物資料而步履蹣跚、進展緩慢。

儘管如此,近二十年來,國內史學界的一批專家、學者,還是克服重重困難,在廣泛借鑒、吸收古今中外各類西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陸續修訂整理了《西夏簡史》,近幾年編輯出版的《中國通史》設專章(第六章)專門介紹西夏曆史,使當今的人對古老的党項民族及其政權--西夏王北韓為人知的歷史有所了解,同時,也給西夏國以公正的評價,肯定其在推動祖國統一和促進華夏文明過程中的歷史作用。可以說,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種"依據歷史發展的本來面貌闡述歷史"的態度是正確的,是對華夏史學的補充和貢獻。

至於論《二十四史》中為什麼沒有西夏史,西夏王朝為什麼不編修自己的專史問題,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於歷史的局限性,古代的史學家受封建統治階級民族偏見的影響,治史原則存在著明顯的傾向性,不是以歷史的本來面貌反映歷史,而是人為地以統治者的主觀意願對客觀歷史隨意進行增刪取捨。關於這一點,從元朝人脫脫等所修的《宋史》、《遼史》、《金史》中對党項民族和西夏曆史的簡略描述中,就可略窺一斑。以上三史的修著者,以西夏政權建立期間曾時而對宋稱臣,時而對遼稱臣,後期又一度依附金國為由只把它看作北方的一個封建割據政權,而不承認西夏國的獨立地位。因此,只在《宋史》中設《党項傳》、《夏國傳》、在《金史》中設《西夏傳》,並未新生歷史實際,單修《西夏史》,致使西夏國的歷史地拉未能得到公正的確認,西夏國各族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被無端的掩埋。

其次,西夏王朝創造了精美奇特的西夏文字,該文字使用、流傳近四百年,使用範圍不僅廣及西夏全境,而且在元、明時期,還流傳至現在的華北地區。那麼,人們不禁要問,擁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創造了人類燦爛文化的西夏國先民,不曾想過編修或記錄自己的歷史嗎?要回答這個問題,現在還為時過早。從迄今為止發現和挖掘整理的西夏古籍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隨著考古工作的發展和西夏研究工作的深入,或許會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再次,《二十四史》中雖然沒有西夏史,但自唐至清的各種典籍中散記著豐富的党項民族活動印跡及西夏王朝由盛至衰的史料片斷,潛心整理,也會對西夏的發展規律有所了解。總之,神秘的西夏終會有一天揭開自己的面紗,讓人們一睹她迷人的芳姿。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35公里的泉齊溝南,地處賀蘭山中段東麓。陵區地貌為賀蘭山山前洪積扇,地勢平坦開闊,西高東低,海拔高度1130-1200米,陵區之西是高峻挺拔的賀蘭山,東面近與都城興慶府即現銀川相依,遠有黃河之水相濟,陵區居高臨下,俯視整個銀川平原。

西夏陵區東西寬4.5公里,南北長10公里有餘,總面積近50平方公里。陵區內共有9座帝陵、207座陪葬墓,按地形和陵墓的自然分佈自南而北分佈在4個自然區域內,據此我們將西夏陵分為四區。區域內陵墓相對集中,區域間相距一定間隔。每個區域又可相對地分成若干小區和群組,一般都在各區南端居中的位置,陪葬墓多分佈于所屬帝陵的南面和西面,數墓一組,數組一群,數群一區顯示出明確的規律。 帝陵是西夏陵的主要部分,也是保存最好的部分。帝陵的陵園建築以夯土為主體,夯土之外以磚瓦,屋檐、屋脊飾有各種琉璃裝飾物。據統計,一座帝陵大約有8種20余座各式建築,佔地面積8-15萬平方米。這些建築今天雖已成為廢墟,但陵臺夯土仍高高聳立高者達20余米;殘磚斷瓦俯手可拾,堆積厚處近1米。夯土城墻繼續相連,陵園分局清晰可辯。

西夏陵的陵園建築由角臺、鵲臺、碑亭、月城、陵城、門闕、獻殿、陵臺幾部分組成,有的陵園築有外城。9座陵園結構基本一致。但局部又有所變化。陵園自南而北以東西對稱的鵲臺、碑亭及平面連接為"凸"字形的月城和陵城組成陵園的基本結構,以外城、角臺的變化形成了陵園多種佈局形式。依據陵園不同佈局,可將它們分為內外城式和無外城式兩種類型。

西夏陵的陪葬墓都有一定的墓園建築,墓葬的等級不同,建築的內容和規模也不同,陪葬墓建築內容最複雜的包括了外城、碑亭、月城、墓城、門址、照壁和墓冢幾部分,個別的則只有一座墓冢。陪葬墓的墓園建築多已坍塌傾圮,只存遺跡,只有一部分大中型墓冢仍高高聳立。

西夏陵建築所反映的西夏建築技術是與西夏經濟的發展相聯繫的。早期党項人以羖(左羊右厲)毛、牦牛織成的氈帳為屋,這種便於移動遷徒的住所與其以遊牧狩獵為主的原始經濟形態相適應。党項人遷居內地以後,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定居生活的發生,建築業亦因之而興起,並得以迅速發展。當時党項人所居寧夏等地,州城堡砦已遍及其地,州城內不僅有土屋民居,而且有寢廟衙署。據《西夏書事》卷九載,累德四年四月,德明"于綏、夏建館舍二:日承恩、日迎暉。五百里內道路橋梁、修治整飭。"又于"于鏊子山(今延川縣西)大起官室,綿亙二十余裏,頗極壯麗quot;這些建築不僅豪華、壯麗,且十分堅固,建築的夯土"其堅可以礪刀斧"(《讀史方輿紀要·榆林鎮·夏州城》),立目以後,西夏的建築業更是發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準,官府專門設有磚瓦院,以管理建築之事。西夏陵的興建就是西夏建築業發展的重要標誌。

西夏陵出土的文物數以千計,內容包括建築材料、生活用具、隨葬品等多種品類,石、陶、瓷、鐵、金、骨等多種材質。其中以建築材料數量最多,而以漢夏文殘碑最為珍貴。建築材料則主要以陶質材料為大宗,琉璃製品佔一定比例,瓷質材料次之,石質構件數量較少。隨葬品有大型皿器、裝飾品、武器及部分瓷片、絲織品殘片等。此外墓室內還發現有大量動物骨骼。出土瓷器主要有白青、醬三種釉色,以白瓷為多,素面為主。器形從碗、盤為大宗、瓶、缽、豆等器數量次之。另外,還有泥塑殘塊、錢幣、銅器、陶棋子等,種類繁多,為後人研究西夏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歷經千年滄桑的荒野古冢雖已失卻了往日的輝煌,但依然靜靜地躺在賀蘭山下向後人訴說著一代王朝的榮辱興衰。有首《古冢謠》曰:"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低猶如浮水漚。道逢古老向我告,雲是昔年王與侯。"這座"中國的金字塔"已為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所注目,神秘的面紗正在被揭去,我們期待著一睹她的容姿。




西夏文字



西夏是中國歷史上以党項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西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稱帝,定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國號"大夏",西夏語稱"大白上國",傳10帝,凡189年,于西元1227年被蒙古所滅。由於其疆域在黃河以西,故史稱西夏。西夏的建立,對促進我國古代西北地區的統一和發展,曾做出過顯著的貢獻。

党項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党項族的一個分支,原居今青海東南部黃河河曲折支之地。唐朝初,党項羌受吐蕃勢力之威逼,請求內徒,在唐王朝的支援下,于貞觀年間舉族內遷,此後歷經200年,党項羌才在今陜西北部和甘肅慶陽等地安定下來並不斷發展壯大了起來。

唐末,党項羌已發展成為一個足以與中原地區相抗衡的夏州割據政權。五代時中原多故,王命不及,党項夏州政權充分利用這一大好時機不斷進取,經繼遷(元昊祖父)、德明(元昊父親)兩代苦心經營,其勢力進一步加強,疆域得以拓展,至元昊時期,党項政權已發展成為一支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完全可以與北宋、遼鼎足的割據勢力。在此基礎上,元昊經過改姓建制,創立文字、禿髮易服、更定禮樂等一系列突出正權的獨立性與本民族特色的準備之年,于1038年正式建國稱帝。元昊統治時期,其疆域"東據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境土二萬餘裏"。轄地包括今寧夏大部,陜西、內蒙古、甘肅、青海等省的部分地區。西夏境內生活著党項、漢、吐蕃、回鶻、韃靼等多種民族,党項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屬於主導地位。

党項在內徒以前仍處在原始遊牧部落時期,過著"衣皮毛、食牲畜"、"不事稼穡,土無五穀"的遊牧生活,他們"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計時歲"。社會形態尚處於原始社會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產力水準低下,無法令賦稅,也沒有文字。內徒後,由於長期受到各民族特別是漢族文明的影響,社會經濟與文化都有了長足的發展。西夏文化的發展大致與其歷史同步,社會形態的變更與生產力水準的進步,是文化向前發展的先驅。党項族歷經數百年的輾轉遷徒,不斷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生產力技術與先進文化,從而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進程。特別是西夏建國前夕,由於政治與經濟上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局面,相應地文化也需要從漢族文明的母體脫離出來。其文化形態在生產發展的孕育以及與他民族文化的撞擊中有了最新的質變,而文字的創制則是這種質變的顯著表現。在這種特定歷史背景下,元昊為了進一步突出民族文化秀才特質,於是創制了記錄党項語言的文字--西夏文。

關於西夏文字的創制時代,目前學界尚有爭議,但普遍認為該文字的創制是在元昊建國前即西元1036年左右,由大臣野利仁榮蒐集整理党項語以前的記錄符號並加以演繹而成。文字的創制是一種民族文化發展到成熟階段的重要標誌,它給本民族的人民在思想交流和文化傳承上帶來莫大的便利,也使後人研究這種文化與党項民族語言成為可能。據大量 文獻資料證實及西夏文字本身形體顯示,西夏文的創制是參考漢字的"六書"理論,制定會意、形聲、形意的法則,並率先創造了一些字,作為基礎即我們常說的字根或母字,然後再依據三條法則演繹,繁衍出更多的西夏字。由此,有學者稱之為"漢字式文字"。漢字"六書"有象形、指示、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但就西夏文而言,選字法很明顯沒有運用轉注和假借,主要借鑒了會意和形聲。其次包括一些象形字在內的母字。母字是一切表意文字以及音意文字的基礎,西夏文字的母字有象形與非象形兩大類。西夏文字中的象形字,由於受到西夏quot;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的形體要求與制約,在形體筆畫上較漢字複雜得多,加之文化上有共性以外的差異性,所以單從漢字的角度來分析,就很難理解了。如漢字中的"人"字,在甲骨文中寫作"入",而西夏文"人"字卻寫作"多"上面的一撇表示人頭,第二撇表示人身體,最後交叉筆表示腿和足。再如西夏文的"門"字也採用象形法創制寫作""。母字除象形字外,還有一種很難說是象形還是指事的文字。它們結構簡易,可繁衍出一系列文字,具備漢字中部首的作用。母字確定之後,西夏文的演繹與繁衍基遵循以下的規則:

全合成選字法:(水)+(土)合成(泥)
換位選字法:(指)--(趾)(逃)--(服)
對稱造字法:(雙)(唇)(中)(分)

西夏文字創制後,元昊即下令推行國中,詔令國民悉用蕃書。這等於以法令的形式確立了西夏文的地位,並於建國初期設立"蕃字院",選拔西夏貴族子弟加以教之,以期傳播。因此西夏文字很快就在西夏國中通行。西夏滅亡後,其文物典籍遭到嚴重破壞,西夏文化也從此走向衰亡。党項族作為一個民族今日早已不復存在,党項後裔已隨著歷史的推移而融入了其他民族。西夏文字也只在明代尚有極少數人使用。此後便被歷史所淹沒,變成了一種死文字,直至清嘉慶甲子年(西元1804年)西夏著名碑刻《重修涼前護國寺感通塔碑》被發現後,根據該碑上的文字即記年,才重新確認了這種文字即是衰亡已久的西夏文。

西夏文字就目前發現的文獻資料證實,大約有6000多個。其中收編最全,保存最完好的是1909年于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內出土的古夏韻書《文海》與《音同》。這兩部韻書的發現,為進一步研究西夏文的音意提供了翔實的實物資料,與其同時出土的還有一部西夏詞書《蕃漢合時掌中珠》,它的發現可謂是解開西夏文的鑰匙。在近代相近100年的時間裏,中外專家學者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鑽研,結合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字的結構與部分語音,使西夏學的研究有了明顯的突破。近年來隨著我國考古學界的不斷新發現,相信在不遠的將來,西夏文化將再現昔日的輝煌。




西夏法典



西夏建國之前處於氏族制時代,沒有成文的法律,相約成俗,"殺人者,納命價錢進二十子"了之。自德明向宋朝表示臣屬以後,"共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守制"。特別是元昊稱帝以後,通過遣使購買宋仁宗放出的二百餘官人,並頻繁地向宋朝遣使節"久悉中朝典故","朝廷刑賞官闈陰事,悉具知",因此逐漸熟習了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並且在此基礎上制定了西夏的法律。

西夏建國中後期,隨著國內政治經濟的封建化發展,法律制度也日趨完備,目前已經發現的法律方面的文獻就有《天盛改舊定新律令》、《新法》、《光定年新法》、《貞觀玉鏡》等。其中篇幅最長,記載最祥,保存最好的是《天盛改舊定新律令》。天盛(西元1149-1169年)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年號之一,仁孝是西夏曆史上提倡"文治"最強的統治者。
《天盛改舊定新律令》是西夏王朝遺留的非常重要的文獻,也是我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所修律書中唯一倖存下來的一部大法典。

早在西元13世紀初,蒙古軍就頻頻以武力攻擊西夏,歷時二十餘年,到西元1227年將它攻滅。西夏國連同其民族的命運是悲慘 的,它不僅被蒙古人所征服,更為嚴重的是,因為成吉思汗死於征伐西夏的戰爭中,這就使它遭到征服者更加殘酷的鎮壓,境內遍被兵焚,宮闕陵園及其他文物被焚蕩殆盡。幸而一大批西夏文物佛經和世俗文獻、唐卡、圖畫等遺物儲藏于遠離京師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的黑水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該城坐落于氣候極乾燥的沙漠中,經歷了元、明、清三朝有七百年。1909年,科茲洛夫率俄國探險隊來到黑水城,盜掘了這批寶物而去。至今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天盛改舊定新律令》即在其內,俄國早期西夏學者聶斯克教授在30年代曾披露了有《天盛改舊定新律令》存在的消息。直到1989年,前蘇聯西夏學者克恰諾夫教授才將自己研究這部稀世文獻的著作及西夏文本影印全部刊出。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濱、聶鴻音三位教授將西夏文本《天盛改舊定新律令》全部譯成漢文出版。

我國是世界上法律制定起源較早、發展最為完備和系統的文明古國之一,被稱為世界五大法係之一的中華法係,當然包括著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政權所制訂的法律。

西夏自1038年元昊稱帝起到1227年被蒙古所滅立國189年,史載元昊"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稱帝後他倣宋制建文武班,有御史臺,為專司科舉的執法機構,其立國伊始建設方略必涉及法制方面。西夏曾屢次修律,乾順時,有單行軍事法律,《貞觀玉鏡統》、《天盛改舊定新律令》為仁宗仁孝時所修,其《頒律表》quot;比較新律令,見有不明疑礙,順公民而取長義,共成二十卷"。誠如《律令》名稱年謂"改舊新定"實為西夏屢次修律的集成之作。

《天盛改舊定新律令》是保存至今最完整的西夏法典。全書20章(缺第16章)、1460條。各章分別就民法、刑法、盜竊法、債權法、邊防法、稅法、酒禁、外貿以及西夏的官牧制度、宗教管理等都作了詳盡的規定。正如史金波先生在《詳論說明》中指出的《律令》"是一部綜合性法典,其內容包括刑法、訴訟法、行政法、民法、經濟法、軍事法"等。不僅如此,《律令》所敘律文還涉及到西夏典章制度和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社會歷史方面的廣泛內容。它可以說是西夏國家的政典,其他國之制大體都包括在裏面。 西夏文本《天盛改舊定新律令》是中國第一部用少數民族文字刊行的法典,其在中國法係之中和文學史上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在正史中無西夏史、西夏資料相當匱乏的情況下西夏法典《天盛改舊定新律令》對於西夏學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它不僅彌補了西夏法制史史料的空白,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宗教、民俗和科技等諸方面提供了大量史料。為後人研究、了解、認識西夏這個少數民族政權的神秘王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的原始資料。



西夏宗教與西夏佛塔




立國于祖國西北的西夏王朝,建國伊始,便同早已流行這一地區的佛教發生了關係,作為西夏王朝主體民族的党項族人,很快就信仰了佛教。而在西夏統治者扶持、推崇政策的影響之下,在西夏王朝的轄區之內,佛教很快也就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和傳播。在王室的大力支援下,他們不但廣修廟宇,廣度僧人,而且還刻印了漢文大藏經,特別是,他們還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譯成了多達3600多卷的西夏文大藏經,從而使佛教成為西夏文化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從一定意義上說來佛教也曾成為西夏王朝的官方思想。

西夏宗教

古代的党項族居處於山穀草原之中,當時生產力水準低下。在周、隋之際,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父系氏族時期,從事著狩獵畜牧業。當時党項族內部尚未出現有專門組織的宗教史籍中只有"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的記載。顯然,"祭天"是古代党項族重要的原始宗教活動。這也說明他們的原始宗教信仰還處在自然崇拜階段。到了唐代,党項族大部分陸續北遷至甘肅東部、陜西北部一帶。經過幾個世紀的社會發展,党項族的宗教生活也發展到鬼神信仰。

西夏的多種信仰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西夏建國後,佛教已經廣泛傳播。党項族、特別是其中的皇族,已經信仰佛教,然而他們依然崇奉神靈。元昊稱帝後,曾不遠千里親自到西涼府祀神。至西夏中期,多種信仰仍有很大影響。仁孝曾于乾佑七年(1176年)在甘州黑水河邊立黑水橋碑,祭告諸神,以求家息水患,保護橋梁。碑文兩面分別用漢文藏文書寫。碑文裏能看到仁孝所祭祀的神很多。其中山神、水神、龍神、土地神等諸神。同時他還特別讚美了賢覺聖光菩薩,那是一位傳說中的當地的女神。

西夏党項族在崇拜鬼神的同時,也相當地崇尚巫術。西夏《文海》一書中與歐術有關的樣目有十幾條。其中對"巫"的解釋是"驅災害鬼者用是也"。巫術的職責之一是驅鬼、咒鬼。《文海》釋文表明巫師有驅鬼作用。《文海》對咒鬼有更具體的解釋。

占卜是巫術的又一重要職能,它的目的是問兇吉,決疑難,占卜在党項族社會中佔有突出的地位,它不僅滲 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還影響著一些重大事件,特別是軍事作戰的行止。《遼史》詳細紀錄了党項人出兵占卜的方法: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周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從以上可以看出巫術在党項人社會生活中所佔據的位置是何等重要。到後期党項民族進入封建社會,特別是創制了西夏文字後,較多的人掌握了文字和知識,鬼神信仰逐漸讓位於佛教,巫的職能也就等而下之,降到較為次要的地位。

在西夏建國以前,特別是在興州党項政權比較穩定的德明時期,佛教已經得到傳播,並且逐漸有了一個初步的基礎。

史載:宋景德四年,德明母罔氏卒,得力德明請宋朝允許他在山西五台山修建十座寺院,為其母祈求"宴福"。宋天聖八年,德明向宋仁宗獻良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仁宗從之。元昊雖"陰鷙峻誅殺,然好浮屠學",也曾于夏開運元年遣使向宋朝獻馬五十匹,救宋仁宗賜佛經。夏廣運年間,有天竺僧善稱等九人向宋朝汴京進貢梵文經、佛骨和菩薩像等,回國途經夏州時,元昊向他們索求貝葉梵經,未允,即將善稱等人強行拘留。夏大慶二年,元昊又上表宋朝,請允許派使人到五台山供佛,為其誦經救福,並廣建佛寺。興州一地除元昊前已建有戒壇寺外,又于夏天授禮法延祚十年在宋朝所賜的《大藏經》,還邀請回鶻的名僧,演繹經文。夏福聖道三年;沒藏氏役兵民數萬人,在興慶府西建承天寺,貯藏宋朝所送的《大藏經》,並且請回鶻的著名僧人法凈在甘浚山下掘出古臥一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吐蕃)奉迎迦瑪舉係教派的始祖松欽巴,松欽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瑣布帶著佛經和佛像隨使者到西夏傳播教義,仁教奉其上師,並組織力量大規模翻譯他所帶來的佛經。

西夏攻佔瓜、沙洲的後,將上述兩地的石窟進行了部分重修和改建,窟內的壁畫也進行了部分重新繪製。目前在榆林窟和敦煌莫高窟,分別都有西夏時期漢文題記,和西夏時期泥塑等。寧夏固原地區須彌山的佛教石窟中,也有涼祚都年號的題記。在西夏中央機構中,設有僧眾功德司、出家功德司、護法功德司等機構,專管全國的宗教事務。這些都充分反映了西夏國內尊崇佛教的盛況。

西夏把佛教作為國教廣泛推行,規定每個"孟朔日"(每季度第一個月的十五日),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必須禮佛,等於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佛教在西夏國的地位。西夏崇佛、信佛對我國古代佛教的傳播起到了現實意義。它不僅在我國傳播佛教較早的河西地區使佛教再一次廣為流傳,而且使中國佛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緩緩地延續下去。對我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西夏宗教呈現多元化,除崇信佛教外,道教也很流行。《西夏書事》一書中記載:元昊太子寧明"天姿聰慧,好學、明夭交,然性仁慈,不樂榮利,常從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法,朝夕不少懈",元昊問他治國之術,他用道家的思想回答:"莫善於寡欲";說明在統治階級中也不乏道教的信仰者。

近年來西夏古城黑水城遺址的眾多文獻資料中也有一部分關於西夏道教方面的記載,尤其西夏法典《天盛改舊定新律令》中記載了西夏道教的管理以及對道士的若干規定和處罰等內容。

西夏佛塔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古印度佛教的一種建築形式"堵坡"很快與中國傳統的建築樓閣、闕、觀等結合在一起,於是出現了佛殿、佛堂、佛樓、佛塔等等。因此,歷史上所修建的塔,總是與佛教聯繫在一起的,佛塔也就成為佛教寺院中的主體建築之一。自東漢時期開始,訖止明清時期,在中國土地上究竟建造過多少佛塔,現在已難已說清。僅現存的北朝至明清時期的各類古佛塔,就數以萬計,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應該說,這是一筆數量極為可觀的文化財富。

地處祖國西北地區的寧夏也和我國其他兄弟省(區)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從黃河兩岸到賀蘭山麓,從六盤山下到銀川平原到處散佈著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存。尤其是古代佛教活動的遺跡,幾乎遍佈寧夏的每一個角落,但是佛教活動最為興盛的階段,要算是西夏時期。李元昊到建西夏割據政權以後,因他"曉浮屠學",故大力弘揚佛法,使境內塔寺林立,譯經事佛蔚然成風。

由歷史文獻記載和遺址,調查可知,西夏有較高水準的建築,大致可分兩類,一是宮廷建築(包括陵園),一是佛教寺廟建築。就目前留存的遺跡來看,以佛教寺廟建築最多,這些佛教建築表現了佛教信仰的興盛,也反映出當時的建築藝術水準。

根據文獻記載和現存的西夏寺廟及其遺址來看,可以說本來西夏的寺塔啟蒙及西夏全境。這些寺廟(塔)中,有的是西夏時期新建,有的是西夏以前已有之,而為西夏所繼續利用。

西夏佛塔與時代相近的宋塔、遼塔、金塔比較,佈局、形體和工藝上都呈現出種類繁多的特點,真實地反映了西夏文化所蘊含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西夏佛塔大都造在寺廟的前後殿之間,位於寺院中心,成為寺院的主體建築。在佈局形式上,有單體、並列體、群體與殿閣、朝堂組成壯嚴的寺院,顯示出西夏王朝興盛的尊崇佛法的宏大氣度。這些磚木構築的高大建築,其形體構造上有倣宋樓閣式、倣唐密檐式、原生覆缽式,覆合變體樓形。如:宏佛塔,坐落于銀川平原北部,寧夏賀蘭縣城東北潘昶鄉紅星村附近。宏佛塔,造型比較奇特,基本上是一座密檐式磚塔,塔身和塔剎的高度大致相等,通高約27.24米,塔身下部為八角形帶,有三層半拱疊澀桃檐和平座護欄的樓閣式構築,面南辟有進入塔室的券拱門洞,其上部是一座殘高12米的覆缽式塔的構築體。頂部十三天相輪塌毀僅東北部幾圈殘跡。

宏佛塔的建築特點,是採用了中國傳統的樓閣建築形式與喇嘛塔建築形式相結合的構築方法。它體現了西夏時期佛教與喇嘛教異存而又彼此滲透的特點。 位於寧夏青銅峽市南20余公里處黃河西岸的峽口山東坡上,由一百零八座覆缽塔組成的大型塔群。塔群依山勢自上而下,按一、三、三、五、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奇數排成12行,總計108座,形成總體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因塔數而得名。此塔群屬於喇嘛式的實心磚塔,塔體外表涂有一層白灰,塔身下部自第二行以下,均有一個單層八角形須彌座。塔頂一般為寶珠式,塔的高度,除第一層較大,高3.5米外,其餘的遠離在2.5米左右。塔體形制,大致可分四種類型;第一行一座,形制較大,塔基呈方形,塔身為覆缽式,面東開有龕門;二至四行,為八角形鼓腹尖錐狀;第五至六行,塔身呈葫蘆狀;十至十二行,塔身為寶瓶狀。

一百零八,一向為佛家所慣用數字。佛教認為,人生煩惱有一百零八種,為清除這些煩惱,規定捻珠一百零八顆,唸佛一百零八遍,曉鐘一百零八聲等等。在我國的古塔建築中,如此眾多的塔體組合成群,不僅在寧夏,而且在全國也是罕見的。

承天寺塔,又稱西塔,是寧夏境內最高的古塔。漫步在銀川市的街頭巷尾,隨處都可以望見它那高大挺拔的身影。承天寺塔是一座平面呈八角形,塔身十一層的樓閣式磚塔,通高64.5米。塔身外觀簡潔樸素,壁面除了鑲嵌著一些方形的帶有紋飾的琉璃構件外,還有繁縟的佛像花雕,除了疊澀磚牙外,設有華麗的倣木鬥拱,頂上部除了裝有巨大的八邊綠色桃形剎體外,還有結構複雜的相輪寶蓋。承天寺塔正是以這種簡樸淡雅的風格,給人以清秀、幽古和挺拔之感。

承天寺塔是唯一一座有文獻記載其始建年的古塔,明《嘉靖寧夏新志·寺觀》載:"承天寺在光化門內東北。"建造承天寺塔,主要是西夏皇太后沒藏氏為"幼登宸極"的小皇帝嵬名京祚"聖壽無疆",而"保宗延家",故此"大崇精全,中立浮圖",並以金棺銀槨裝佛頂骨舍利埋于塔下。沒藏氏與京祚經常臨聽。寺內香火鼎盛,遊客不絕,成為當時的事佛勝地。據史料記載,該塔始建立西夏毅宗天垂聖元年(1050年),清乾隆三年地震,塔體嚴重損毀,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重建,現存的承天寺塔除清嘉慶年重修時融進了地方手法,其餘大體保持了西夏的風格,有關資料表明,現有西夏時期古佛塔有:承天寺塔、拜寺口雙塔、宏佛塔、康濟寺塔、一百零八塔、甘肅永昌北海子河谷內的密檐磚塔。安西、內蒙古黑水城遺址中殘塔寺十余處。

西夏佛教的突起,給中國佛教的發展以相當的影響。西夏在與宋、遼、金、回鶻、吐蕃、蒙古的交往中相互影響和促進,使中國佛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新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西夏佛教文化作為中國佛教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但蜚聲國內外,而且給世界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了極為珍貴的遺產。




西夏與成吉思汗




提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的蓋世英名與祖國統一大業緊密相連。然而,在他氣貫長虹的戎馬生涯中,誰也想不到會與小小的西夏王國產生難解難分、生死相關的聯繫。

歷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成吉思汗帶領蒙古鐵騎踏平了西夏疆土,摧毀了西夏王國,他自己卻在六次征討西夏,即將大獲全勝之時,于歸程中在西夏境內的薩裏川命歸黃泉。
那麼,西夏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封建王朝?成吉思汗又為什麼要把征服西夏作為他統一中國大略的第一號?西夏是如何滅亡的?成吉思汗為什麼亡故于西夏?這段歷史恐怕是朋友們感興趣的內容之一,我們不妨一起來看一看。

西元1038年至1227年間,在中國的西北部,有一個與宋、遼(金)三足鼎立的少數民族王國--大夏封建王朝,又稱"大白上國"、"白上大夏國"。因其疆域主要包括今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的部分地區,地處我國西北部,縣都城--興慶府(今銀川市)又在黃河以西,所以,歷史上稱之為"西夏"。

西夏是西元11世紀至13世紀,以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項族為主體,包括部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少數民族封建割據政權。如果從西元881年拓跋思恭在今陜西北部建立夏州政權算起,至1227年成吉思汗滅亡為止。西夏王國曾有347年的悠久歷史;如果從1038年李元昊稱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也有189年的歷史,西夏王國共傳十主,即:元昊、諒祚、秉常、乾順、仁教、純祜、安全、遵頊、德旺,期間經歷了重武尚勇、安民求和、崇文虔佛、國道中落、族滅國亡的曲折過程。

党項族是如何發展壯大起來的呢?

據史料記載,党項族原來居住在今四川、西藏、青海等省的交界地區。唐朝初年,逐漸向今甘肅東部、陜西北部一帶遷徒。當時,它統轄的疆域"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省地三千余裏"。党項族以姓氏作為部落名稱,過著"不知嫁穡,土無五穀"的原始遊牧部落生活。唐朝末年,定居在夏州(今陜西橫山縣西)一帶的党項族平夏部,參加了唐朝對黃巢農民起義軍的鎮壓,其酋長拓跋思恭被封為定難軍節度使,爵號夏國公。從此以後,逐漸形成為一支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五代時,党項貴族得用國內各個封建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繼續壯大自己的力量。宋朝初,党項貴族李繼遷(拓跋思恭後裔)附遼抗宋,遼國封基其為西平王。李繼遷乘宋真宗新立,索要夏州(今陜西橫山縣西),宋真宗屈辱妥協quot;從其所請",授李繼遷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西元1002年,李繼遷攻佔今寧夏靈武縣西南的靈州為西平府,並因其"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且百姓習華風,尚禮好學"等諸多優勢,就此定都于西平,繼續擴大自己的勢力,為西夏建國奠定初步基礎。經由李繼遷之子李德明一代的苦心經營,到西元1020年時,党項貴族已經基本完成了由氏族酋長向封建地主的轉變,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統一政權,以保障他們自身的利益。於是,李德明將都城由靈州遷到今寧夏銀川市的懷元鎮,改名興州。西元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即位,時年28歲。《宋史》稱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曉浮圖學,通蕃漢文"。他上臺後,首先去掉唐、宋所"賜"的李、趙姓氏,自號"嵬名",自稱"吾祖"(即可汗之意),改宋明道爾號為顯道,開始使quot;西夏"自己的稱號,升興州為府,定名興慶。

西元1038年,元昊正式稱帝,建立西夏王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大夏,定都于興慶府。西夏王朝建立以後,與宋時戰時和,並不斷仿傚唐朝和宋朝的各項制度,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在廣泛吸取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驗的基礎上,西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不斷發展,綜合國力明顯提高,疆域面積不斷擴大。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西夏曾時而對宋稱臣納貢,時而與遼聯姻結盟,但正是因為成功地動用了這種避重就輕、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立足策略,反而逐步壯大了自己的力量,成為中國歷史上敢與宋、遼抗衡,使之不敢小覷的重要力量,最終形成宋、遼、西夏三足鼎立之勢,西元1115年,金滅遼、宋至南遷以後,西夏對金、南宋採取和好政策,以致在李仁孝統治的54年中,西夏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了頂峰。後期,由於國內各種矛盾激化,逐漸走向衰亡。

13世紀初,蒙古部乞顏酋長鐵木真(也就是後來的成吉思汗),以傑出的軍事才能,擊敗了西起阿爾泰山東至興安嶺,南起陰山北麓,北至貝加爾湖的漠北草原各遊牧部落,于1206年創建了蒙古汗國,結束了漠北數百年的分裂歷史。

在鐵木真統一漠北以前很長一段時間裏,蒙古高原上的各個部落之間相互征戰,爭奪霸權,尚無暇顧及更大範圍內的對外擴張,他們與統治河套和河西走廓的西夏王朝基本上沒有發生直接的關係。到了鐵木真統一蒙古前夕,漠北的遊牧部落才開始與西夏有了接觸,從成吉思汗第一次進攻西夏的1205年算起,到了1227年蒙古軍第六次出征西夏,西夏滅亡止,這22年是蒙夏關係激烈發展的時期並集中表現為戰爭形式。

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蒙古漠北地區無法獲得生活亟需的農產品及其他更多的物資,為了滿足經濟上的需要,代表草原遊牧貴族利益的成吉思汗,向四鄰地區發動了一系列掠奪戰爭。最初,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標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國,目的是反抗、擺脫金國的統治。但是,作為戰略家的成吉思quot;深沉有大略"、"未敢輕動",因為多數的中原大國,物產豐富,文化發達,築有三千里界壕,軍力雄厚,當時尚能擊敗南宋、稱雄一方,因此不可輕視。蒙古統一後,成吉思汗雖攻佔了金國的部分土地,但蒙、金仍處於對峙狀態。成吉思汗審時度勢,沒有首先把矛頭指向金國,而是選擇了在遼、北宋及金、南宋兩大勢力鬥爭夾縫中求生存的西夏為突破口,從1205年至1227年,先後五次用兵西夏,並最終於1226年第6次親自統兵征服了西夏,為進軍全國打開了通道,他為他的後代消滅金國、佔領中原、統一黃河流域,最終統一全國開闢了道路。

成吉思汗第一次攻打西夏的主要目的是劫掠物資、攫取經濟利益。因此,採取了淺嘗輒止的策略,攻克力吉裏寨(今中衛縣)後迅速撤回。但擴張的企圖顯而易見。昏庸的夏桓宗純祐對成吉思汗準備滅亡西夏的企圖毫無察覺,在蒙古軍退兵後,幼稚地以為從此可以天下太平,把國都興慶府改名為"中興府",大做中興西夏之夢,對蒙古軍的再次徵掠沒有任何防備。1207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出兵西夏河西一帶,攻克兀剌海城,在夏境擄掠數月,因糧草不濟而退兵。1209年3月,成吉思汗親率大軍,再攻西夏。在賀蘭山中段的克夷門遭到夏軍重創,蒙古軍傷亡慘重。相持兩個月以後,蒙古大軍還是包圍了中興府。夏國主嵬名安全親自上城督戰,守城將士拼死防禦,兩個月後,蒙軍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漲之機,引水洪城。中興府被圍困達一月之久,城中居民淹死者無數。後來,城墻坍塌,決堤的河水四溢,蒙古軍隊也受到洪水的淹溺,在萬般無奈時,借夏主納女求和之機,順水推舟,同意退兵議和。西元1217年12月、1224年9月,成吉思汗又兩次調集兵力伐夏,西夏兩位國主遵頊、德旺雖調兵遺將拼死抵抗,皆因軍事實力過於懸殊而屢戰屢敗,以請降遣人質作為條件,換取蒙古軍退兵。此間,西夏軍隊廣大將士誓死保衛自己的疆土,打過不少勝仗,名令公、籍辣思義等夏將的克夷門、沙州之戰,都曾給蒙軍以沉重打擊,一度極大地鼓舞了西夏軍民的鬥志。但是,就蒙夏之間整個戰局而言,還是以西夏王國盡失西域的河、瓜、甘、肅、涼諸州而告終。西元1226年,成吉思汗西征勝利後,藉口西夏遲遲不納人質,以65歲高齡親率大軍第6次攻打西夏。在搶佔黃河九渡、攻克應理城後,兵分兩路向西夏都城挺進。11月,成吉思汗親離大軍圍攻靈州,夏末主派遣大將名令公率十萬大軍緊急赴援,途中被蒙古軍隊擊敗。已廢太子德任率領固守靈州的夏兵與蒙古軍隊進行死戰,戰鬥激烈的程度為蒙夏作戰以來所少見。最後因夏兵傷亡慘 重而失敗,靈州失陷。成吉思汗對西夏軍民的拼死抵抗十分惱火,于12月命令蒙古軍隊攻克鹽州,並派兵四處搜索,燒殺搶掠,夏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西夏江山岌岌可危。

1227年1月,成吉思汗留一部分兵力繼續圍攻中興府,自己帶領大部分軍隊渡黃河進攻積石州,以徹底卡斷夏兵後路。末主被蒙軍圍困在中興府內,一籌莫展。右丞相高良惠"內鎮百官,外勵將士",領兵日夜在都城堅守、抵抗,多次打退蒙軍的進攻。5月,成吉思汗回師隆德,因天氣炎熱,在六盤山避暑休整,派人前往中興府諭降。6月,西夏境內發生強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軍隊圍困達半年之久的中興府,糧盡援絕,軍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能力。末主走投無路,只得派遣使節告諭成吉思汗,請求寬限一個月獻城投降。7月,成吉思汗在六盤山區的清水(今甘肅清水縣)西江得重病,病中立嚇遺囑:死後暫秘不發喪,待夏主獻城投降時,將他與中興府內所有兵民統統殺掉。不久,末主率李仲諤、名令公等投降蒙古。蒙軍帶著末主及幾位夏將行至薩裏川時,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病亡。為了防止夏主生變,蒙古軍隊遵照成吉思汗遺囑,將夏末主等殺死,並一舉蕩平中興府。至此,建國189年的西夏王朝終被成吉思汗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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